小城镇治理也应紧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决定》指出：要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‘枫桥经验’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。”位于基层的小城镇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、特殊的作用。小城镇一头连着城市，一头连着乡村，亦城亦乡，在推进城乡融合的背景下，既承担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“最佳试验田”的职责，又肩负着打造城乡元素和谐共存格局“适宜示范者”的重任。由于所涉及领域及关系十分复杂宽广，小城镇发展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，进而应对的新思路、新举措不断推出，一体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内涵丰富、外延宽广的“新场景”。

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，小城镇治理也应紧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，以自身的创新性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实践，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。

 

推动城镇治理现代化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协同

 

如何推动城镇治理现代化？基于时代特征、国家意志和实践经验，我认为特别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协同。

 

一是政府与社会的协同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，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建设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小城镇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沿地带，是各项政策的落脚点，是各种矛盾与问题的聚集所，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。单靠政府的力量，难以应对包罗万象、诉求多元、复杂多变的基层社会问题，只有政府与社会协同形成“多元共治”，才能基于力量、手段、机制等多维度做到相互补充、有机组合和无缝衔接，从而全面实现小城镇的个性化、精细化和效率化治理。

 

二是县域与市域的协同。小城镇并非孤立的地区系统，而是与县域、市域连为一体。小城镇连接着县城，县城连接着大中城市，梯次形成了一个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的“场域”。一般来说，小城镇直接隶属于县域，其治理与县域治理紧密相依。但由于县域的局限性，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先进理念、创新经验、丰富资源难以有效输送到小城镇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市域和县域协同。要通过城乡统筹，借助经济社会各重要领域的统一规划和建设，一体打造市县社会治理体系，从而为推进小城镇治理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“全域化”支撑基础。

 

三是生产与生活生态的协同。产业是支撑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，为此需要构建推动产业发展的良好生产环境。但小城镇并不是单纯从事生产的“产业园区”，而是一个涵盖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的“综合功能体”。一些城镇在打造良好生产条件方面下足了力气，但同时也应注重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的构建。今天的投资者在选择产业发展区域时，往往会把生活与生态环境作为重要考量因素，因此生活环境、生态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。小城镇治理要树立系统思维，通过有效的手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同构建和一体提升。

 

四是“硬治理”与“软服务”的协同。依照法律法规是实施社会治理的首要原则和基本遵循。依法治理具有强制性特征，是一种“硬治理”，在小城镇的治理场景中，这种硬治理是不可或缺的。但是，仅仅通过硬治理很难解决全部问题和化解所有矛盾，如果使用不当，还可能扩大问题、激化矛盾。除了实施强制性的“硬治理”外，还需要强化非强制性的“软服务”，即高度关注人的群体要求、个体感受、多元诉求，通过社区议事、居民恳谈、“微信”释惑、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畅通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，及时为老百姓排忧解难。“硬治理”和“软服务”相结合才能满足多元化场景的治理需要。在“软服务”方面，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成为政府的有力帮手，政府应积极推动它们以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参与基层社会治理。

 

五是传统资源与现代手段的协同。小城镇的社会治理，既可以在传统治理资源中挖掘宝矿，又能够在现代科技潮流中获取能量。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乡规、乡情、乡义、乡礼等是实施小城镇治理的丰富传统资源，应大力挖掘、合理继承和有效运用。新的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，为小城镇引入现代治理手段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条件。把线下的网格化治理和线上的智慧平台运作加以融合，以“智治”推动城镇“善治”，不仅会显著提升治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，也将大大增强群众的感知度和参与度。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并不矛盾，有机融合将受益无穷。这方面一个生动的例证是，上个世纪60年代，浙江省枫桥镇秉持中国传统“和合”理念，充分依靠群众运用调解、评理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，创造了著名的“枫桥经验”。今天枫桥镇借助数字化手段、智慧化平台在社会治理中实行“五个坚持”，又创造了新时代的“枫桥经验”。“枫桥经验”值得各地学习借鉴，也值得理论工作者总结研究。（作者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）